圖一

文 屈慶超

北京是我國的科技創新中心，在我國經濟“提質增效”當中發揮着引領作用。同時，北京也是我國大數據資源最為密集的地區，因此北京應在運用大數據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進一步探索。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給質量滿足需要，當前的重點任務是“三去一降一補”，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中，企業處于重要的位置一一企業既是市場中産品和服務供給的主體，也是産業資源供給的“受體”，應用大數據的方法，對全量企業的行為進行分析，不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資源供給的結構性變化、體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效果，而且能夠為“宏觀政策要穩”“産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的要求提供決策支撐。

應用大數據分析資金等資據要素投向的變化，反映北京高質量供給能力的提升。2011年，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吸納投資額約占到北京全行業吸納投資總額的13.8%，2016年1至10月這一比例上升至18.6%；2011年，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吸納投資額約占到北京全行業吸納投資總額2.7%，2016年l至10月，這一比例上升至6%。與此相對應，2011年農業和工業吸納投資額約占到北京全行業吸納投資總額的7.8%，2016年l至10月這一比例下降至3.2%。就工業而言，2011年基礎産業吸納的技資約占到整個工業吸納投資總額的58%，但是到了2016年汽車和交通設備産業吸納的投資約占到整個工業吸納投資總額的70%。可以看出，資金作為重要的産業資源之一，其對北京産業的流向已經發生變化，逐步從低附加值的産業流向高附加值的産業，并且基本符合北京乃至全國的消費結構升級的趨勢。

應用大數據分析宏觀經濟走勢，為政府穩定宏觀經濟政策提供決策參考。2012年龍信數據公司與國家工商總局共同研發了企業發展指數模型。該指數對宏觀經濟的走勢具有一定的預判功能。我們應用該指數在2013年7月正确地預測了經濟形勢反彈。2016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再次面臨比較大的經濟下行壓力。經過觀察和研究，企業發展指數自2015年10月份至2016年5月份呈現持續上升趨勢，在2015年10月、11月、12月、2016年l月、2月、3月、4月、5月分别為46.2，50.2、54、59.8、60.8、60.9、61.1、61.0。根據指标的先行性和以往研究經驗，企業發展指數反彈後6到8個月，宏觀經濟會出現企穩回升。因此我們在2016年6月作出判斷，我國的宏觀經濟走勢己經有了企穩迹象。根據财政部公布的數掘，2016年9月和10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同比增長達到4.9%和5.9%。比8月份的1.7%有了顯著回升。可以說，中國經濟的自愈能力正在增強，這為保持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提供了條件。

應用大數據研究分析産業政策執行效果，為進一步提高産業政策準确性提供正反饋。2014年7月以來，北京市開始實施新增産業的禁止和限制目錄政策。随着禁限力度的加大，禁限财源企業數量從2014年底5.4萬戶增加到2015年底11.5萬戶。從分布看，城六區的禁限财源企業最多，約占全部禁限财源企業數量的三分之二，超過一半的禁限财源企業分布在制造業和建築業。2015年禁限産業實現财政收入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6.1%，到2015年7月禁限政策實施滿兩年之際，這一比重下降為14.9%。北京二産和三産收入内部結構進一步有所優化。截至2016年7月，紡織、化學制品、有色金屬高污染、高耗能制造業财政收入占制造業比重連續三年下降，較2014年末下降了3個百分點；而醫藥、汽車、電子等“高精尖”制造業财政收入占比實現了逐年提高，比2014年末提高3.3個百分點。批零、居民服務、住宿餐飲等低端服務業财政收入占比重分别從2013年的9.9%、7%、2%，下降至2015年的9.4%、6.4%、1.6%。2016年l至7月，商務服務業、科技服務業财政收入增速分别達到18%、19.2%，遠高于服務業9.4%的平均增速。可以看出，禁限目錄政策的實施對北京産業結構發揮了積極作用，制定和執行的效果較好。

應用大數據分析京津冀企業相互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進程。自2014年以來，京津冀三地相互投資保持了快速增長，2014年三地互投2858次，互投金額達到787.4億元；2015年互投3849次，互投金額1254.7億元，次數和金額的增速都超過50%。這說明京津冀産業協同正在不斷深化。2016年1至10月，二地互投4029次，互技金額1531.1億元，均超過了2015年全年。2016年1—10月北京對津冀投資總額達1264.41億元，是2015年全年的1.25倍。從投資流向上看，2016年l到10月，北京對天津的投資額有84%流向濱海新區；同期北京對河北投資流向唐山的占到15.2%、張家口占到14.9%、廊坊占到13.9%、石家莊占到12.7%。這一走向基本符合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當中“三軸”的空間布局。

可以看出，大數據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北京是我國的科技創新中心，在我國經濟“提質增效”當中發揮着引領作用。同時，北京也是我國大數據資源最為密集的地區。因此，建議北京在運用大數據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進一步探索：

第一，搭建北京城市經濟運行大數據平台。建議北京在綜合數據中心的基礎上，搭建城市經濟運行的大數據平台，監測并分析北京經濟發展動态、産業資源的流向、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進程等，評估相關政策的執行，為首都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決策支撐。

第二，搭建以大數據為基礎企業信用平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中，企業信用是一條重要“線”，北京市“十三五”規劃在不同章節提及了信用，包括創新創業、食品藥品安全、市場環境營造等。因此建議借助大數據全量、跨界融合的優勢，搭建企業信用平台，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支撐。

作者系北京市政協委員、龍信數據（北京）有限公司首席數據分析師